中医是自信的和鲜活的
——访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肖永芝
文/《中国医药导报》特约撰稿 刘 勇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中医药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把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早在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就明确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肖永芝认为,这是对中医药本质的高度概括。
伴随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医药兼容并蓄,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和防治观,体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与统一,蕴含着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和原创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传统的中华科学文化包括5个方面,即天学、地学、农学、算学和医学。肖永芝认为:“中医在其中是最鲜活的存在,因为中医不仅传承至今,仍在有效发挥作用,而且不断取得创新和突破。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传承不息,影响深远。我们应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继承好、传播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文化,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提高中医的认同感和认知度
肖永芝表示:“中医是除西方医学之外人类认识生命与疾病的另一双眼睛,凝聚着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中医的理论是我们祖先的原创思想,惠及周边国家如朝鲜、韩国、越南等,为中华民族及周边国家人民的繁衍生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降到极点,民众对包含中医在内的民族文化和科技产生了怀疑。现在很多民众对中医的理论和语言已经相当陌生,中医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当今社会对中医的一些质疑,肖永芝强调,中医正有效地护佑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通过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越来越多的民众也看到了这一点,意识到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几千年来,中医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和防治观,是治疗疾病、健体强身、养生延年的重要手段。中医药具有“简便验廉”的优势,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与中国人的生命基因、体质特点、历史传承、文化观念融为一体,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肖永芝认为民众对中医的认知度和认同感远远不够,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中医理论深奥复杂,有很多特殊专用术语,如果不被人们了解和理解,就难以使大众产生认同感。现在对中医药文化的宣传力度还不够,民众的认知度低,认同感低,这是需要努力改变的。我们应当创新传播形式,推动中医药文化深入百姓生活。”
近十年来,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致力于推进中医药走近中小学生。“我们一直为推进中医课程进入中小学而努力,目前已经完成系列教材的编写。”肖永芝也强调,推进中医药走进校园,并不是要把孩子们都培养成中医。中医需要经过复杂、严格的训练,最终成长为中医的只能是少数人。但是,我们希望从普及、传播的角度,深入挖掘并传承中医药精华精髓,把中医的文化基因传承下去,将孩子们培养成具有中华核心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的人,提升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让中医在孩子们心中扎根,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培养纯粹的中医思维
对于中医的传承与发展,肖永芝在采访中多次强调“要培养纯粹的中医思维”。肖永芝认为,以中医为主导,无论是研究还是治疗,初始就应该采用中医的思维,以中医的核心理论、独特技术诊断和治疗疾病。肖永芝建议从三方面培养纯粹的中医思维。首先,人才是中医发展的基石,我们需要有一批人研究中医古籍文献、研究中医药历史,把原汁原味的中医文化基因传承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这些研究已经成为冷门绝学,它不仅需要掌握中医理论,还需要具备包括文字学、考古、训诂学等“小学”的知识,国家应该有计划扶持一批相关人才。其次,应该培养一批具备中医思维的中医人才,他们应该既懂中医,同时又掌握尖端技术,能起到以中医为主导的传承创新作用。第三,要加大中医的传播力度,把中医解释传导给不懂中医的人听,让他们能够理解并接受中医。
中医传承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人与人的培养来实现,必须经过几代人的积累。肖永芝也看到,纯粹的中医思维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当代的确非常困难,但这项工作是必须做且值得做的。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稳步发展,中医医疗服务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但是,肖永芝也不讳言,全国各地中医院的水平参差不齐,地区之间发展并不平衡,这是当前中医发展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因此,她认为更要加快中医人才的培养,提升中医传承创新的能力,提高中医的整体水平。
实际上,百年以来一直都存在中西医之间的论争,在肖永芝看来,中医是独立于西方医学之外的另一知识体系。她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我们都应该尊重。无论是西医学还是中医学,最终的目的都是治病救人,能做到这一点,百姓就会信服。
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
2023年5月11日—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特别是要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国家鼓励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然而,曾赴日本访学的肖永芝感叹日本在汉方提炼以及产品制作上的优势,如日本使用我国医圣张仲景的医方制作葛根汤等,有很大的市场,许多中国人去日本旅游都会购买这些产品。技术相对薄弱让我们将这部分市场拱手相让。“在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应该加大对中医药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引导推动更多科研单位和科研工作者参与中医药研发。”肖永芝表示。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产业现代化是依托,肖永芝表示:“中医药产业发展是中医创造产值的关键所在。实际上,不论是药物研发还是针灸相关穿戴设备的开发,还有许多值得拓展的领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采用更适合现代人生活的药物服用或设备穿戴方式,让百姓更容易接受。”
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离不开数字化赋能。肖永芝表示,中医的传承与创新要有前瞻性,吸收现代科技,与时俱进,借助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不断更新知识、提升技能。例如AI技术,可以让机器从开始就学习纯中医,学习古文,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纯粹的中医思维。
实际上,中医药振兴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布局、系统谋划、多方参与,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升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与科研水平,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开展“中医药探源溯流研究”
目前,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正在开展“中医药探源溯流研究”。肖永芝表示:“中医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里却没有中医,我们认为这是不完整的。‘中医药探源溯流研究’就是要主动对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从2022年10月开始着手制定研究方案,目前正在逐步完善顶层设计。”
据悉,“中医药探源溯流研究”将采用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方法,探索并求证中医药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揭示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路径及其规律与特点,深入阐释中医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钥匙的作用,回答好中医药从哪里来的问题。这项研究将从上古中医药认知与技术起源、出土文献的中医药理论溯源、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同源性、中医药对外来医药文化的吸收融合、先秦秦汉思想与中医药思想的密切关系5个方面开展。
首先,上古中医药认知与技术起源。一是通过考古推动对疾病的认知,计划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团队联合,从DNA检测技术到古人类考古遗址的发掘探索疾病的起源;其次是本草,即药物运用。目前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带领团队正在开展的灵芝考古取得重要进展;第三是文物考古。肖永芝说,过去中医界对考古的重视程度不够,而考古界的兴奋点和关注点也不在医药领域,许多重要的东西往往被忽略和遗忘,特别是由于难度较高,许多出土医方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在这些方面还有许多值得做的工作。
其次,针对出土文献的中医药理论与技术研究。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中医自《黄帝内经》成书的春秋战国或汉代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并一直传承至今。但是,自《天回医简》出土以后,学术界也看到有一些还尚未定型的问题仍在争论和论证过程中,我们希望通过探索出土文献有所收获。
第三,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从民族医药的角度看,少数民族医学与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交流互动,以及对传统医学形成带来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四,中医药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华民族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对许多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唐代尤为突出。我们要探讨外来技术、方法以及理论是如何融入中华传统医学并在中华大地发展创新的。
第五,中医既是医学,同时也是文化。中医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人文、天文、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早期,中医与中华文化是如何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尚有许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肖永芝表示,“中医药探源溯流研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包含众多学科的复杂命题,仅仅依靠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多学科协合攻关,联合包括考古、文史在内的学科团队。我们将寻找国内最顶尖的团队,借助他们的技术和研究,再加上我们在中医方面的强项,强强联合开展研究。
这项研究的近期目标是把中医药起源的时间年表从《黄帝内经》向前推进。肖永芝表示,现在中医的起源阶段可追溯到《黄帝内经》时期,将年表向前推进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非常重要,也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有责任担负起这项重任。
肖永芝简介
肖永芝,研究员,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起草专家组成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儒医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医药科技项目评审专家。
主要从事中外医学文献及医学交流史研究,整理校注出版中医古籍41余种;主编、独著、合著或参编著作14部,代表性著作有《海外汉文古医籍精选丛书》《日本针灸医籍十六种》《覆载万安方》校注等;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院级课题10余项,主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医学疫情防控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以《海上医宗》为核心的中越医学交流史研究”、国家古籍出版基金资助著作《海外汉文古医籍精选丛书》的编撰等。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会科技成果二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等部局级、院级科技成果奖10余项。
|